摘要万盈配资
由于化石能源的地理分布集中，贸易需通过海运或者管道，同时交易制度受到大国的管控，因此其供需面临复杂的地缘经济影响。本文运用一个基于资源权、通道权和市场权的“三权”分析框架，展示了地缘经济因素影响能源生产和贸易的具体机制，并分析了俄乌冲突和特朗普能源政策的地缘经济含义。围绕天然气资源的三权博弈在俄乌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受此影响，全球石油现货贸易走向区域化，天然气的东北亚区域溢价逐渐消失，中国的能源议价能力因油气来源多样化而增强。特朗普政府因其“美国优先”的理念，追求能源主导地位，能源政策核心是增强油气资源权、扩大市场权，实现“三权统一”。从西方各国崛起的历史看，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廉价丰富的能源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当代前沿科技很大程度上依靠电力，清洁能源是未来重要的电力来源，改变了传统能源的“三权”，权力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制造实力。中国在清洁能源产业中的资源禀赋和制造能力可能为自己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中带来竞争优势。
正文
从旧石器时代的钻木取火和农耕时代的薪柴炊烟，到驱动工业车轮的煤炭和点亮大街小巷的电力，再到旋转于戈壁滩的光伏面板和矗立于蔚蓝海平线的风机，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能源史。这追寻光明和热量的历史长河却不时出现一些黑暗与冷血的片段，在近现代能源史上尤为频繁。作为“工业血液”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能源常常与战火、制裁、封锁等表征地缘矛盾的词语联系在一起，虽然价值可贵如黄金，但总逃不开黑色的诅咒，正如其外表，“黑金”之谓恰如其分。
时至今日，能源仍然与地缘问题深度纠葛。近十年来，有两件重大且尚在持续的地缘事件与能源紧密相关，一是俄乌冲突，二是美国页岩油气产业突破和特朗普两任政府的能源新政。我们认为，这两件事将深刻影响全球能源市场。展望未来，清洁能源革命是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技术经济大事，可能改写全球地缘经济格局。下文将分析这三件事与地缘经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透视其对中国的意义。
一、能源和地缘经济的“三权”分析框架化石能源与金属矿产、农产品一样，都属于大宗资源品，与地缘经济有天然的密切关系，因为资源品的供需关系和价格总是受到四类国家的影响，它们围绕三个权力展开博弈（图表3.1），塑造了资源品的全球市场。这三个权力分别是资源权、通道权和市场权。资源权是指一国利用掌握的资源，决定和影响资源品生产的能力；通道权是指一国利用其掌握的运输通道，决定和影响资源品流向和通道运行的能力；市场权是指国家影响资源品市场参与者行为和定价、供需、交易结算等市场状态的能力。对应地，四类国家分别是资源品的供应国、消费国、通道国以及域外国，其中域外国是指不直接参与资源品贸易但对市场有深刻影响的国家。这四类势力之间通常还有其他事务关联，与资源品事务相互影响，构成复杂的多渠道相互依赖和制衡。
图表3.1：资源品地缘矛盾的三权框架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一）资源权源于储量和供应的地理集中
不论是能源、金属还是农产品，每个细分品种资源的世界前三大供应国份额占比（CR3集中度）均不低。据IMF研究，平均来看，2019年农产品的CR3集中度是65%，化石能源是50%，金属矿产是70%[2]。显著的供应集中度和广泛的消费分散度造成了资源品地缘政治的基本矛盾。
“稚子怀金，行于闹市”，相当一部分全球石油资源存储于少数综合国力并不突出的国家，这些国家拥有了不相称的能源影响力，容易被强国染指，造成地缘局势动荡。例如，1948-1949年间，沙特阿拉伯国王因为担心英国和苏联对国家的威胁，需要美国来保证安全，故允许美国企业继续租赁沙特的石油租让地。1950年代初，美英苏三国为了英资石油公司国有化的问题在伊朗较劲，导致伊朗首相下台。
除了外部势力干涉，一些现代化起点较晚的储量大国将油气资源国有化后，强大的国有油气产业与政治深度绑定，形成“威权政体”。这使它们在全球油气市场上的行为更多体现国家意志，商业与地缘政治纠葛更深。
拥有较大油气供应量的国家，可通过调节其剩余产能（spare capacity）来影响油气市场供给，从而获得所期望的油价和市场份额，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例如，沙特历史上就多次上演过“以价格换市场”，释放闲置产能，增加出口。由此，这些国家就拥有了资源权，以此来参与地缘政治经济的博弈。
（二）通道权源于资源品对国际贸易的高度依赖
由于资源品供应在地理上高度集中，供需匹配就高度依赖于国际贸易。历史上工业国和殖民地的贸易主要体现为“制造品-资源品”之间的交换，殖民地大量出口资源品用于维持经济，从工业国换回生活所需的制造品。例如19世纪之前，英国就从它自己的各个殖民地进口棉花、茶叶、咖啡等，反过来出口棉纺织品。目前，全球平均约30%的化石能源、50%的矿物、40%的农产品用于出口，其中石油、大豆的出口比重近60%，锂、碳酸钾、镁等超80%。
国际货运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些地区，这就为途经国家发挥通道权提供了契机。一旦通道受阻，国际贸易中断，各地物价会出现很大紊乱和价差。例如“一战”抬高了各大陆之间船运成本，造成全球各地同一农产品的物价差异明显，伦敦和缅甸仰光之间的稻米差价从战前的26.5%暴涨到1917年422.5%，利物浦与其他产地的棉花、黄麻、油菜籽价差也是数倍上涨。
油气运输依赖于海运和管道，与地缘问题天然相关，由于通道国可以收取过境费和截留量，所以跨国运输会直接影响能源供给和成本。而且，受供应的地理分布影响，油气运输须经过世界上多个地理敏感区，所以油气的通道权一直是地缘博弈的热点。全球有16个关键海运点（choke points），多数附近有美国驻军，美国在2025年3月还启动了对其中7个点的安全调查。主要航线的运输扰动会大幅干扰全球油价，例如2024年美英打击胡塞武装，中东向亚洲运输燃料的单日运费一度飙升182%。通道被切断，会对全球消费和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与海运相关，港口同样是复杂的通道政治问题。缅甸皎漂港和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都受到了美国、印度等国的干涉。
油气管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问题，受地缘局势的驱动和直接影响。管道往往要经过多个国家。而且，它是油气“专用性资产”，对各方的政治信任度要求很高，如果有一方不配合，整个资产就会成为没用的“搁浅资产”。例如，里海地区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外送的TAPI（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管道迟迟未建，IPI（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管道缩短和延期等事件背后都有美俄等大国博弈的身影。北约深度介入里海地区管道的重要目标是针对俄罗斯，并增加美国石油供应安全，典型作品就是修建BTC（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
（三）市场权是控制和影响化石能源供需的重要抓手
市场权是一组权力束，包括定价权、贸易权、金融权等，每一项权力都会对能源供需产生实质影响。先看定价权，全球石油定价及其制度演变背后是供应国和消费国之间的长期博弈，消费国主要以制度安排和技术进步来制衡供应国。石油市场早期是由个别国家以寡头定价，定价权掌握在以标准石油公司为代表的欧美企业手中。1960年OPEC组织成立后，它在国际市场通过集体增减产来发挥重要的价格引导作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为了对抗OPEC，美国联合一些OECD国家成立了国际能源署（IEA），后来又建立起战略石油储备，由库存调节来逐渐形成石油期货市场，以市场供需来决定价格。美国的页岩革命后，它以技术进步来不断增产和降低成本，已经手握较大的定价权。
贸易权是指各国自主选择交易伙伴并完成交易的权利。理论上能源交易是一个自由市场，事实上欧美强国可通过禁运和制裁来限制供应国出售，供应国也可通过禁运来惩罚某些消费国。第一次石油危机时，阿拉伯国家就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禁运。2012年，欧美联合制裁伊朗原油出口，三年时间就迫使伊朗原油出口量减半。
欧美最强的市场权体现在金融上。首先，多年来全球石油交易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美国又控制着SWIFT美元结算体系。其次，天然气和石油市场，欧美都有重要交易所及定价基准，如Brent原油期货合约在伦敦洲际交易所上市，WTI原油期货合约在纽约商品交易所上市，2023年又有米德兰品级WTI原油计入Brent价格指标，巩固了后者的地位。再次，2023年欧洲的航运保险市场份额为48.5%，其中离岸能源保险英国占据65%，海洋船壳险欧洲份额是51.8%。但欧美在2022年制裁俄罗斯，如果俄罗斯油轮承载的石油价格超过60美元/桶，那么欧盟和G7国家的保险公司不得为该油轮提供保险，从而制约俄罗斯出口石油的能力。
（四）争夺能源三权易引发地缘矛盾，短期影响供给，长期改变需求
历史上多次地缘矛盾的形成和冲突都与能源三权紧密交织，是各国为了争夺资源权、通道权和市场权，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和价格可控的结果。资源权方面，1870-1918年间，德法两国的核心矛盾之一就是试图控制煤炭和钢铁的主要产区，围绕着阿尔萨斯、洛林和萨尔地区展开了战斗争夺。“二战”中德国攻击苏联的驱动力之一是觊觎高加索地区的石油，也防止苏联袭击德国控制的罗马尼亚油田；日本袭击珍珠港则是美国意图对日禁运石油，导致日本“先发制人”。多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维护对石油的稳定供应，导致了美国在中东（伊朗、埃及、伊拉克）、拉美（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地区的长期介入和干预，被称为“艾森豪威尔准则”（Eisenhower Doctrine）。市场权方面，若有国家试图挑战以美元定价和结算石油的现行体制，就很可能受到美国的打击。据研究，伊拉克战争的诱因之一是2000年底萨达姆宣布要以欧元计价本国出口的石油。2018年委内瑞拉发行“石油币”，希望以这种加密代币来结算本国石油，结果美国立即发布禁令，禁止美国公民在境内购买“石油币”。通道权方面，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油气运输中具备极高的战略价值，周边伊朗、沙特等中东国家和欧美俄等域外国为此建立了多个国际组织和安全合作平台，即便如此，它一直是美国和伊朗对峙的前线。
供应国军事冲突、政变、政策变化与域外国制裁等地缘扰动因素会在短期内对能源供给和价格产生显著影响。由于油气新增供应需增加钻井，建立管道、油轮等一套基础设施，一个地方供应受阻后，很难短时间通过另一个地方来增加供应，那么产量受限导致价格波动很大。复盘1970年以来的全球油价波动，多个拐点都与地缘事件密不可分（图表3.2）。
图表3.2：全球原油均价的历史变化
注：价格为每年所有交易日的均值
资料来源：同花顺，中金研究院
地缘局势的长期结构性变化则会改变消费国对能源的需求组成和需求曲线，甚至导致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欧美各国意识到不能过度依赖中东等地的化石能源供应，就加快探索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美国成立了能源部，大幅增加研发支出预算；德国则开始探索太阳能和氢能技术。虽然石油危机并未根本改变各国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局面，但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的新能源产业萌芽。“二战”后全球重建和2001年后中国“入世”是两件重大的地缘经济事件，都驱动了原油的两次上行周期（图表3.3），而且扭转了制造国和资源国的贸易条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欧洲、日本、中国是人口密集的大型经济体，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收入上升整体上拉动了对油气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有丰裕的生产要素供给，压低了制造品价格。
图表3.3：全球石油价格的周期分解
注：这张图把资源的实际价格分拆为趋势部分（trend）和去趋势后部分（de-trend），去趋势后的部分过滤噪音之后可分解出真实的“超级周期”（super cycle），每个周期都由上行和下行段组成。
资料来源：Erten, Bilge, and José Antonio Ocampo. 2013. “Super Cycles of Commodity Prices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World Development 44:14–30. 中金研究院
二、油气视角下的俄乌冲突诱因及市场影响（一）四方势力围绕天然气“三权”斗争万盈配资，加速俄乌关系恶化
2022年的俄乌冲突有着极为复杂的根源，能源问题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俄罗斯、乌克兰、欧盟和美国四方围绕天然气的“三权”展开了多年的博弈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俄乌关系的恶化。
俄罗斯是资源大国。冷战期间，苏联持续向欧盟供应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并在欧美支持下建立了若干条天然气管道，其中有些管道经过乌克兰，使乌克兰既是俄罗斯油气的消费国，也扮演了重要的通道国角色。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后，因双方谈判天然气价格和过境费无果，2006年元旦俄罗斯切断了对乌克兰供气，谈判恢复供气后，双方又因为供气和过境费用、债务等问题闹了多年矛盾，2009年1月寒冬双方再次产生天然气争端，对欧盟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些事情迫使欧盟开启了能源进口多样化，但也启动其他管道以绕开乌克兰，维系对俄关系，并未缓解对俄能源依赖。2010年，乌克兰与俄罗斯签署延长克里米亚军港租期和降低天然气价格的协议，“以租期换天然气”，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但给后来的克里米亚危机埋下伏笔。
图表3.4：俄乌冲突中的能源博弈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2013年11月，乌克兰再次内部政治动荡，演化为持续几个月的危机，以克里米亚公投为高潮，多方面深刻塑造了欧洲能源格局。其一，俄罗斯受到欧美的严厉制裁，得不到油气资源开发所需的欧美技术装备支持，主要银行和能源企业受到金融制裁，再叠加当时国际油价大跌，对俄罗斯财政收入造成了较大冲击。其二，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急剧恶化，乌东顿巴斯地区的矛盾在克里米亚之后更加凸显，乌克兰政府加大了对东部顿巴斯地区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为后来的俄乌冲突埋下伏笔。其三，欧盟加快能源多样化，并建立起欧洲能源联盟（EEU），旨在以统一的欧洲能源市场管理制约俄罗斯。波罗的海等国所在的东欧地区减少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电网上与俄罗斯切割。有些国家建立了其他管道和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终端。不过西欧国家仍然信赖俄气，德国和奥地利还支持北溪2号管道。成员国之间的不一致延缓了欧盟整体减少对俄能源依赖的步伐，煤炭和天然气依赖度甚至上升。欧洲专家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俄罗斯高估了自己与欧洲的能源绑定关系，增加了俄乌冲突的概率。
美国过去是这个问题的域外国，但2009年页岩革命后，它转变为一个资源国，这改变了它在俄乌局势中的角色，增强了其国际话语权和外交筹码。它的LNG出口到欧洲，有利于欧洲气源多样化，使欧盟对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定价方式发生调整改变，也对俄欧能源关系“松土”。2016年，美国成为LNG的净出口国，出口东欧进一步降低了后者的对俄依赖。美国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加大了对俄制裁力度，典型事件是2019年宣布制裁绕过乌克兰的北溪2号管道，与其对俄战略竞争有很大关系。由于美国LNG不能完全满足欧洲需求，欧洲还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俄气，美国须借乌克兰之手增加对俄的“战略杠杆”。所以，2019年美国施压使俄罗斯在斯德哥尔摩仲裁法庭上与乌克兰实现调解，达成继续过境供气的协议，确保了乌克兰的通道国地位，增加了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问题上的对俄谈判筹码。众所周知，顿巴斯问题正是俄乌冲突的核心之一。
简单总结，俄乌因为天然气过境问题常有矛盾，殃及消费国欧盟，欧盟各国对俄能源依赖态度不同，克里米亚事件之后部分国家尤其是东欧对俄能源脱钩速度加快，但俄罗斯并未准确判断欧盟的能源独立决心。美国页岩革命后对欧洲的能源介入加深，为俄欧能源脱钩提供基础，又为乌克兰保留了通道国地位，使乌克兰增强了在部分问题上对俄罗斯的谈判筹码。这些最终为2022年的俄乌冲突添加了“柴火”。
图表3.5：Urals和Brent油价的走势
资料来源：Refinitiv Eikon，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3.6：不同地点的天然气价格
资料来源：Index Mundi，中金研究院
（二）石油现货贸易流从全球化走向区域化
俄乌冲突之后，欧美对俄罗斯出口油气实施多方面的严厉制裁，使全球石油的现货贸易从原来的全球化分裂为两个半球。俄罗斯不得不从西方主导的石油交易、运输、保险体系中脱离，转而向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寻求出口，形成“亚洲石油圈”。欧洲则更依赖于美洲和中东，形成“环大西洋石油圈”。
在此情况下，国际油价出现了“双轨制”，俄罗斯的Urals油价与英国的Brent油价出现明显价差（图表3.5）。一方面，俄油只能向中印等亚洲客户出售，客户的强消费权使Urals原油出现折价；另一方面，俄油是轻质油，与中东重油油品有差异，且俄油供给能力有限，故亚洲国家增加俄油进口并不会明显减弱对中东原油的需求，西方市场油价受影响不大。但是，这种“双轨制”能持续多久尚不得而知，两地油价最近有所收敛。这取决于西方对俄油制裁的松紧程度，如果有一定灰色地带，那么石油现货就可能重新在两个半球间流动。
中国的石油来源日益多样化，对俄罗斯的市场权进一步增强。对于俄罗斯而言，2023年中国超越欧盟，变成俄罗斯原油最大客户（占出口额44%），但俄罗斯只占中国进口的22%，拉美和非洲来源占比也从2019年的14%上升到2023年的25%，安哥拉和巴西分别成为了中国第四和第五大石油来源国。而且，2014年来中俄能源贸易愈来愈多采用人民币结算，中国可通过人民币信用证直接支付油款，降低了进口商的融资成本，间接增强议价能力。为了满足中国需求，俄罗斯还修建了更多通向中国的油气管道，这些专用性资产进一步增强了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
（三）天然气价格的东北亚区域溢价逐渐消失
原来的全球天然气分为北美、欧洲和东北亚三个区域市场，有三套价格体系。北美是天然气的价格洼地，价格随着欧洲需求提升而与海外市场有所联动。欧洲价格居中，过去多年来欧洲大量天然气来自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定价具有与石油挂钩的长期协定特征，后来随着海外液化天然气（LNG）到来，气价竞争性加强。价格最贵的是东北亚市场，因为过去很多天然气来自中东，运输成本构成了溢价。
俄乌冲突之后，天然气的东北亚溢价基本消失，中俄欧的气价一致性更强（图表3.6），远期看天然气价格将同样具有原油的全球市场属性。一个原因是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只能向东销售，与来自中东和北美的LNG竞争，压制了本来的东北亚溢价。另一个原因是LNG能在全球灵活转卖，价格比管道天然气波动小，LNG贸易量占比从2021年的50.5%上升到2023年的58.6%，大幅弱化了天然气的区域市场属性。还有一个非俄乌冲突的原因——特朗普启动“对等关税”以来，LNG是日韩对美谈判的重要议题，今后预计将加大对美国LNG的采购，来自美国便宜气源的供给可能会进一步压制溢价。
在天然气从区域市场向全球市场的转化中，中国是受益者，在天然气市场上的议价能力有明显提升。中国对天然气的消费依赖不高且进口多样化，2023年天然气在中国的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仅为8.5%，各种替代能源快速增加。而且进口国广泛，主要来源国为关系较好的中亚和俄罗斯，它们的气多以管道连接，受海洋安全形势影响较小。俄气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日益加深，增强了中国对俄议价能力。
另外，中国有较强的液化和储运能力，有望从支持海外的LNG基础设施和装备中获得关于用气的优惠和供应保障。天然气储运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接近一半，远高于石油，所以储运能力对价格影响较大，跨洋贸易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造和装备能力。中国在管道建设、LNG船只建造、液化压缩机上都有较强能力，2023年中国船厂手持LNG船订单的运力份额占全球约21%。目前中国在中东、非洲项目日益成为重要的天然气产业链的建造者，还能为业主提供相对低廉的人民币融资成本。俄乌冲突以及最近的以色列伊朗冲突提升了国际社会对能源安全的需求，我们认为，未来几年非洲、拉美等地的LNG项目产能扩张加速，油服工程需求将增大，中国企业会有更多机会。
三、服务于“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一）政策根植于“美国优先”，实现美国对能源的“三权统一”
从上一届任期延续至今，“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是特朗普执政的核心纲领之一，减少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承诺。他在上一次竞选时说过：“美国主义而非全球主义是我们的信条”（Americanism, not Globalism, will be Our Credo）。能源政策是落实“美国优先”的必要支柱。
“美国优先”的第一个政策目标是推动制造业回流，实现美国“再工业化”，能源政策有助于该目标。首先，让制造业回流的政策组合拳之一就是加征关税，但这会带来通胀。著名的Miran报告就指出，为了对冲通胀，必须要设法降低美国国内能源成本。其次，能源是工业的生产要素，降低能源成本，有助于增强美国工业的竞争力。
第二个政策目标是在全球维护美国利益，特朗普提出“能源主导”（energy dominance）的理念，将其列入“战略性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目标”。维护在海外的能源供应安全长期以来是美国的基本外交政策之一，特朗普政府不希望化石能源或能源矿产金属被OPEC或其他敌对国家拿来用作对付美国的武器。在供应安全之上，能源主导是更宏大的目标，不仅要实现能源供应安全，还要立足页岩革命带来的资源优势，把影响能源供给和价格的能力作为外交武器，扩大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过去的美国是石油市场上把控交易制度的重要角色，有着很强的市场权；它在主要海峡通道附近驻军，对相关国家有较大影响力；它所欠缺的是资源权。页岩革命后，美国实现了集三权于一身，我们认为油气资源将成为它在未来全球外交和经济竞争上的重要“武器”。
为实现这两个目标，特朗普政府在两届任期内的能源政策措施分为单边主义和能源生产出口两大类。单边主义措施包括两次退出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加强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的石油出口制裁。能源生产出口类措施包括加速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加快油气出口审批、减少对化石能源的监管。特朗普政府最近提出《大而美法案》（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修改了拜登政府《通胀削减法案》（IRA）的较多条款，提前终止对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的补贴支持政策。
（二）政策核心是增强油气资源权、扩大市场权
加速勘探开发油气资源（“drill, baby, drill”）是特朗普能源政策的核心，鼓励油气生产商扩大资本开支。在上个任期，特朗普政府显著放宽了油气领域的勘探开发限制，例如2018年勘探开发许可同比增长38%，审批时长从2017年的120天降低至63天。美国由此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和能源净出口国，到2020年末有27%的原油用于出口，是2017年初的3倍。由于他上个任期基本兑现能源领域的政策承诺，我们预计第二任期继续实现承诺的概率较高。本届政府的能源部长Chris Wright正是当年推动美国“页岩革命”的关键人物。
为提升油气资源的市场竞争力，特朗普政府还希望能源公司削减对清洁能源的研发和资本开支，减缓绿色转型的步伐。从本届政府上任伊始，特朗普就宣称要暂停IRA法案执行，停止补贴。以氢气为例，IRA法案给氢气生产商有最多3美元/千克的税收抵免优惠，若补贴无法得到落实或被削减，大型能源公司的氢能项目将面临投资回报率过低的问题。
除了增产，美国也通过两个路径来扩大油气贸易的市场权。第一，用能源禁运、制裁等常规手段来遏制伊朗的贸易权，减少原油供给，对冲“OPEC+”国家和美国自己的增产。这样可以托底市场油价，使美国页岩油气厂商能够盈利来扩大开支。美国生产商是否积极扩大资本支出取决于国际油价。目前美国页岩油田的盈亏平衡点均值在50-55美元，最大页岩油田Permian报告为62美元。如果美国和OPEC+的增产导致全球油价继续下跌，会抑制增产水平。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后对伊朗的石油买方实施了制裁，使伊朗石油出口量从220万桶/天骤降至2019年的50万桶/天。拜登政府时期，2023年伊朗出口又恢复为150万桶/天水平，所以若特朗普重新对阿联酋、巴拿马等国的石油经纪商和影子船队进行制裁，回到2019年水平，我们预计全球供给或降低100万桶/天。
第二，以非能源领域的政策为筹码，换取更有利的油气贸易条件。例如，特朗普政府多次扬言要加征欧盟关税，实际上是能源交易的筹码，要求欧盟必须每年从美国购买大量的能源。其衍生后果是，美国不会放宽俄罗斯对欧洲的油气出口，以确保美国在欧洲能源市场的份额。
拥有资源国身份后，美国的全球事务注意力很可能从中东和欧洲收缩。美国对中东油气的依赖度下降，使其承担中东安全责任的意愿减弱。2025年3月的美国高官“群聊门”泄密事件透露特朗普政府对红海事务的消极态度，不再依赖红海作为关键能源通道，要让欧洲来承担维护红海航运安全的成本——副总统万斯声称“40%的欧洲贸易通过苏伊士运河，只有3%的美国贸易通过苏伊士运河”。对于欧洲，过去多年来美国提供了防务安全来加以控制，俄乌冲突后将更多地以能源出口为战略控制的杠杆。外交注意力从中东和欧洲收缩后，美国将有更多注意力资源分配到东亚事务上，东亚的地缘政治压力可能增大。
（三）对中国能源产业的影响利弊参半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全球石油价格总体上明显下降，WTI原油价格从上任之初的75美元一度下降到最低点不足60美元。供给侧的原因在于OPEC+国家和美国增产石油，同时俄乌冲突可能会结束；需求侧的原因在于全球担忧美国的关税政策或将导致经济衰退。根据美联储达拉斯分行对辖区内133家油气公司调研显示，各公司认为2025年末WTI价格均值预期为70美元。
美国的能源政策对中国化石能源行业的益处有两点。一是油价可能降低（参见本书第八章），中国油气的进口成本将减少，毕竟中国仍然依赖海外油气。二是美国扩大油气出口，会与中东等传统油气生产国形成更明显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助于后者与中国形成更好的关系。但不利之处在于，油价降低会挤压中国海外化石能源项目的经济效益。据2022年底的统计，中国当时在海外有200多个油气勘探开发项目，含9个千万吨级产量的油气田和10多个200万吨以上产量的油气田。
对于中国绿色产业而言，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同样有利有弊。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退群”后，为中国扩大气候政策的国际影响力提供契机，有助于中国绿色产业进入欧盟等其他市场。素来对华持鹰派立场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2025年4月8日与李强总理的通话中表示，“欧方愿同中方推进各领域高层对话，深化经贸、绿色经济、气候变化等领域互利合作”，这在她以往的表态中颇为罕见。但是，油气价格降低，会扩大清洁能源的“绿色溢价”，不利于清洁能源的推广。
在能源政策之外，美国政府将对中国建造和运营的船舶设置壁垒，尤其是LNG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已经对中国船舶展开了“301调查”，2025年4月宣布调查结果，2025年10月后将对中国建造和运营船舶征收停靠美国港口使用费，2028年后要限制外国建造的船只承运美国出口的LNG。不过，2025年6月公开征询意见后，美国又提出，可能取消对LNG出口船只的限制，但尚未有定论。目前，中国在全球油轮和LNG船舶制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客户甚至包括美国LNG公司。美国的这些措施将不利于中国船只，特别是LNG船舶。
四、清洁能源的新“三权”带给中国历史机遇（一）廉价丰富的能源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
能源是一国产业竞争力的基础要素，一国的工业结构通常要与其能源结构相匹配，由能源成本的高低来决定是否发展能源密集型产业。如果能源过于昂贵，高耗能产业的成本竞争力显然有所不足。例如，由于种种因素叠加，2021年欧洲天然气价格急剧上涨，导致与气价挂钩的电力价格大幅上升，当年的寒冬和2022年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情况，欧盟成员国不得不削减天然气用量。高电价和用气限额导致德国电解铝、钢铁、化工、化肥等能源密集型工业减停产（图表3.7）。又例如，中国大力发展电动汽车的重要考量之一在于“富煤少油”，煤电便宜而石油缺乏。
在近现代历史长河中，人类经历过几轮能源革命，每一轮革命都会造就与主要能源相匹配的工业。一个国家若能抓住机会，使本国获得廉价丰富的能源供给，就有可能发展出先进工业，崛起成为全球强国。但如果固守在上一代能源，不能满足先进工业的需求，则有可能落后。
不少学者研究表明，16世纪-17世纪荷兰经济的繁荣与泥炭密不可分。荷兰缺乏木材，但泥炭储藏很丰富，绝大多数都在海平面附近，适合挖掘。而且泥炭很重，必须依靠水运才能低成本运输，荷兰恰恰有发达的运河能运输泥炭。其他国家虽然也有很多泥炭，但埋藏位置太深且运输成本很高。泥炭的热值有限，不能提供冶金所需高温，但能在烧石灰、酿酒、制糖、玻璃等其他能源密集型行业广泛应用，使荷兰的这些产业非常发达，成为当时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图表3.7：德国工业电价和制造业产量
资料来源：CEIC，欧盟统计局，https://publikationen.bundesbank.de/publikationen-en/reports-studies/monthly-reports/monthly-report-october-2024-938956?article=germany-s-international-interconnectedness-via-foreign-direct-investment-current-developments-939182，中金研究院
图表3.8：中国不同能源的度电成本
资料来源：BNEF，中金研究院
18世纪之后，煤炭开始在欧洲能源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荷兰仍锁定在泥炭上。因为荷兰已建立了完备的使用泥炭的制度和设施，包括规范化的泥炭运输劳动力管理制度、泥炭运输船夫公会等，酿酒、烧石灰、制砖业的技术设备和生产流程也围绕泥炭设计，改造成本很高。而且，短期内泥炭成本仍有优势，仅为煤炭价格的三分之一。随着后面泥炭供应量越来越少，开采和运输成本上升，生态破坏，荷兰不得不依赖进口昂贵的煤炭，导致其工业燃料成本升高，竞争力开始落后。
英国则乘上了煤炭革命的东风，19世纪中叶时煤炭产量占到了全球的一半，是美德法三国总量的4倍。对于英国而言，煤炭有多个优点。第一，煤炭储量丰富，易于运输，方便城镇化。英国森林覆盖率低于欧洲大陆国家，木柴日益匮乏且昂贵；水力则囿于自然地理彼此分散，工厂无法集聚，且水流动力不规律。英国的煤炭基地多靠近港口，水运煤炭的成本很低。储量丰富的煤炭能够方便地从产地运往任何一个城镇，各地就能建立起集聚的工厂和居民区，产生规模和集聚经济。第二，煤炭能量密度高，是泥炭的两倍以上，大大拓展了煤炭的使用范围。高能量密度使之能用于冶金炼铁，驱动军舰，提高了英国的钢铁工业效率，也使皇家海军迅速壮大，奠定了英国的海上霸权。更重要的是，烧煤产生的蒸汽动力和煤气的夜间照明缔造了工业革命，扩大了英国的生产规模，促进了城市夜生活。随着英国殖民势力扩大，它在南非、澳大利亚、孟加拉、加拿大等全球殖民地航道建立起加煤站，用当地所产煤来补充供给，使其海军能触达世界各地，形成“日不落帝国”。
到了20世纪初，英国钢铁业已形成了基于煤炭能源的机械装备，基础设施投资达到数十亿英镑。而且，英国有几千个煤矿，有100-200万煤矿工人，政治势力强大。这些都导致英国未能及早转向以石油为中心的经济，尽管它在中东有石油公司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美国却在石油时代“如虎添翼”。美国在当时是世界石油生产的领军国家，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盛产石油。而且石油很容易用管道或油罐运输，美国能从其中西部产地方便地运往经济发达的东北部地区。石油的能量密度是煤炭的1.5到2倍，能支撑长途甚至远洋交通工具，这为美国打造公路体系和汽车产业、发展海军和空军提供了坚实支撑，因为飞机只能依靠航空煤油，用柴油驱动的船只也比煤炭驱动更高效省力。在石油动力支撑下，美国构筑起强大的海陆空三军，为二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近十年的页岩革命进一步增强了美国能源独立和战略能力。
历史来到21世纪，人类已揭开了清洁能源大规模推广的帷幕，新一轮能源革命到来。如果清洁能源能够成功，而美国锁定在油气相关基础设施和产业上，它有重蹈当年荷兰和英国覆辙的隐患。太平洋的对岸，时代可能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机会。
（二）清洁能源电力重塑“三权”，中国或有竞争优势
当代前沿科技产业都由电力驱动，如AI、智能汽车和机器人等。中金公司在《AI经济学》中做过测算，AI产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占比可能会在2030年前上涨10倍，而且对绿电的需求量更高。按照历史上的能源与产业革命关系，如今拥有廉价和丰富电力供应的国家可能会具备发展这些前沿产业的能源成本优势。理论上，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满足电力供应的需求。Lemoine (2025)提出“能源阶梯”（energy ladder）的概念，认为人类经济发展是从一种资源过渡到另一种能源投入产出回报率（energy return on energy invested，EROI）更高的资源，风和太阳能转化为电力来驱动机器，机器制造风机和光伏板，源源不断生产新的电力，实现较高的EROI水平，使人类能源进入更高一级的阶梯。问题就在于，中国未来能否低价、稳定、充分地输出清洁能源电力，且比美国的火电综合成本更低？
在清洁能源时代，能源的“三权”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制造实力。在资源权方面，与化石能源资源禀赋高度集中不同，清洁能源的资源禀赋广泛分布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上，只是资源必须通过特定设备才能转化为电力。在市场权方面，以交通为代表的终端用能电动化与各式储能技术减少了消费国对资源国的依赖，增强了在市场上的能动性。终端电气设备和储能设备的制造国在这方面也有优势。在通道权方面，未来的能源通道不仅是管道和轮船，还包括跨境输电网络。当前全球多国电网需要大规模改造和新建，电缆和变压器产能不足。由此可见，不论是绿色电力生产、运输还是消费，设备的角色都不可或缺，掌握设备制造的国家有可能在清洁能源电力时代有更高的话语权。
中国具有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资源和制造实力，决定了电力资源丰富、发电成本低。从地理空间结构来看，中国作为幅员辽阔的大国，拥有多样化的地形地貌，包括高原、丘陵、平原、沙漠等多种资源禀赋区，可支持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多种可再生能源的布局发展。而且，城市人口规模大、建筑密度高的中国具备更高的分布式光伏资源利用空间，从而进一步提升其新能源系统的空间效率。
从制造实力看，中国的规模化生产带来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目前可再生能源的度电成本（LCOE）比煤电低（图表3.8）。尽管由于储能、调峰和电网基础设施等配套成本的存在，清洁能源的系统成本仍然较高，但这些配套技术同样具有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属性。我们预计，将来可再生能源的综合成本或低于煤电。例如，2024年全球电网侧锂电储能系统的交钥匙成本同比下降了40%，从275美元降至每千瓦时165美元；而储能系统成本中电芯成本占比约60%。随着电池技术进步和产业化程度提高，储能单元成本也在不断下降，从而可逐步缓解系统成本负担。Bloomberg在2025年初的估计数据显示，若都按配50%储能算，中国的陆上风电和光伏系统度电成本已低于美国的联合循环发电技术（CCGT），更低于美国的可再生能源成本（图表3.9），IRENA的数据同样显示中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差距（图表3.10）。所以，我们认为绿色电力将是中国在前沿科技产业竞争的有利条件。
图表3.9：中美不同能源度电成本对比估计
资料来源：BNEF，中金研究院
图表3.10：中美风电和光伏度电成本（2023）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IRENA，中金研究院
此外，中国的绿色转型有可能使之大幅减少对石油的依赖，降低弱石油市场权的不利影响。2021年至今，国内原油表观消费量一改过去多年不断上涨的局面，转为高位波动，2021-2024年的原油表观消费量与GDP的相关系数为0.45，相关性较弱。这说明国内宏观经济增长乏力不能完全解释原油消费量下降，事实上交通领域的清洁转型不可忽视。我们根据中国电动汽车保有量折算因此减少的汽油和原油消费量，再把这部分减少的消费量添加回真实的表观消费量，得出一个虚拟的表观消费量。这个虚拟表观消费量与GDP的相关系数上升到0.70，相关性明显增强，说明如果没有交通电动化，原油消费量与经济增长依然密切相关。一些学术文献和研究报告都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中石化《中国能源展望2060》预测，交通用油已经达峰，“十五五”期间中国石油消费量将维持在不超过8亿吨的平台期上。
（三）中国以技术创新引领全球清洁能源产业合作
展望未来，中国首先要从供给侧持续推动技术进步。清洁能源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中——例如风机走向大型化、光伏组件从P型向N型技术转换、固态电池和锂硫电池等多样化电池技术路线仍在探索，须依靠持续的创新升级支持。为此，中国应强化研发投入，特别是投入能作为突破式创新基石的基础研究。2023年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不到整体研发支出的7%，占比远低于海外发达国家。未来应更多投向物理、化学、材料等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开发，鼓励产学研协同攻关，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
在自身技术创新进步的同时，还应构建积极包容的全球合作供应模式。若现有清洁能源产业的供给集中于中国等少数国家，会面临地缘经济风险，带来国际贸易摩擦。为加强本土供应链保护，美国与欧盟等主要市场相继对来自中国或中国转出口产品的光伏组件、逆变器和电池实施双反措施和安全审查，巴西、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也对进口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建议参考日本20世纪80年代构建东亚供应链共同体的经验（参见本书第八章），从“产品输出”转向“利益绑定”，构建“中国技术+本地制造+联合融资”的新型合作网络。如宁德时代与印尼合作开发镍资源，建设“采矿—冶炼—电池”一体化基地。日本当年还向海外提供贷款，旨在帮助日本企业对外投资和出口。中国可借助新开发银行、亚投行等区域多边金融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绿色制造业提供融资支持，带动利益共享。最后，如今清洁技术的全球市场空间受到挤压，中国还需以国际合作激发对绿色产品的稳定需求，夯实绿色转型的市场基础，为全球清洁产业创造更大发展空间。可寻求与欧盟在公共采购、补贴、技术标准等需求侧的合作，共建全球绿色经济秩序。
本文作者：赵扬、徐磊、严蓓娜、王嘉许、裘孝锋、熊家昕、蒋姝睿万盈配资，来源：中金点睛，原文标题：《地缘经济论 | 第三章 能源：地缘的“三权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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