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益配程实：老龄化的债务幻觉丨实话世经

人口与债务的关系成为今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的焦点议题。与会学者会议指出，全球老龄化不仅推高了经济体的财政负担，也扩张了社会对债务资产的需求，并塑造了一种“高债务—低利率”的均衡。

然而，财政与金融的可持续性，并非仅由人口结构决定，还取决于利率对债务的敏感程度、国际资本流向，以及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等因素。老龄化塑造的只是一个脆弱的均衡，而非牢不可破的常态。真正的出路仍在于结构性财政整顿与生产率提升。

高债务与低利率：人口结构带来债务的脆弱平衡

今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主题是“劳动力市场转型”，围绕人口结构、劳动力市场与宏观政策的关系进行探讨，其中“人口结构与政府债务累积的内在逻辑”成为焦点议题之一。与会学者普遍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利率的长期下行与政府债务的持续攀升，并非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深植于老龄化社会的结构性逻辑之中。

直观来看，老龄化社会必然带来财政支出的显著增加。养老金支付逐年上升，公共医疗成本持续膨胀，长期护理和社会保障负担越发沉重，这些刚性支出构成了财政赤字的长期化基础，使得政府债务呈现出难以逆转的攀升趋势。

然而，老龄化推高了政府财政负担的同时，也扩张了社会的资产需求。当前全球面临的财政困境之所以并未立即演变成融资危机，恰恰是因为老龄化同时创造了对债务的强劲需求。

一方面，养老金基金、保险公司乃至老龄家庭都在寻找安全、长期的投资工具来匹配未来的负担，国债正好成为这一需求的天然载体。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能够以极低的利率发行大量债务，市场也乐于吸收。换言之，老龄化社会不仅是债务的制造者，更是债务的吸收者。

另一方面，这也使得政治—经济结构得到了进一步巩固：随着老龄化加深，选民结构向中老年人倾斜，政治力量更倾向于维护福利支出，而非推动痛苦的财政整合。加税与削减支出的难度在老龄化社会显著增加，结果是政府更易于选择“借更多”而非“花更少”。财政赤字因此被制度性固化，高债务逐渐成为一种常态。美国与日本提供了现实案例。日本政府债务已超过GDP的250%，但长期利率依然维持在零附近，反映出强劲的安全资产需求压制了风险溢价。美国债务攀升同样迅速，但在近年来全球资本市场对美元资产的强烈偏好下，也能够在高债务下维持较低的风险溢价。

可以说，老龄化塑造了一种“高债务—低利率”的均衡，而这一均衡的本质，正是资产需求与债务供给之间的特殊匹配。

脆弱均衡的不可持续

尽管老龄化创造了“高债务—低利率”的表面均衡，但在上述会议的讨论中，多位学者提醒其脆弱性。财政与金融的可持续性，并非仅由人口结构决定，还取决于利率对债务的敏感程度、国际资本的流向，以及政治制度的稳定性。

首先，利率对债务的敏感性（DSIR）可能被低估。本次会议讨论的论文估计DSIR大约为0.5bps，即债务/GDP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得国债收益率抬升0.5个基点。这意味着美国债务即使升至200%或250%的GDP，利率反应仍然温和。然而，哈佛大学教授Dynan强调，现有文献中多数研究给出的DSIR范围在1~6个基点之间，一旦现实更接近较高的测算数字，财政前景可能会迅速恶化。若美国债务/GDP比重从100%升至200%，利率因债务增加而额外上升2个百分点，就可能导致美国债务支出增加GDP的4%，这将迫使政府在加速扩张的债务和约每年1.2万亿美元的财政整顿之间做出选择。

其次，全球资本市场的需求并非恒定不变。过去几十年，美国国债之所以能够保持安全资产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对美元资产的信任。然而，未来这种需求未必能够持续。地缘政治摩擦加剧、新兴市场金融深化以及其他储备货币崛起，都可能削弱资本对美债的依赖。外部资金流向一旦逆转，债务可持续性的假象便会被迅速戳破。

此外，财政危机往往并非缘自“存量不可持续”，而是由“流量冲击”触发。即便整体债务结构看似稳定，短期的拍卖失败、政治僵局或金融套利链条断裂（如利差交易风险）均可能诱发危机。这类突发事件的成本极为不对称，爆发时远比一些可预知事件更具破坏性。正因如此，多位与会者提醒财政部门应当审慎看待此类均衡的可延续性，避免陷入对表面稳定的过度依赖。

综上，老龄化确实使得高债务在短期内有一定的可持续性，但这种均衡远非坚不可摧。利率对债务的敏感性可能被低估，全球对美元资产的信任并非永恒，财政赤字在政治经济学约束下更趋僵化。一旦预期逆转，债务可持续性的表象极有可能在极短时间内瓦解。